理由有三：第一，有相当数量的行政行为本无执行的观念。

[21] 如上所述，对那些有执行观念而法律并未赋予其执行力的行政行为，法律并未放置不管，行政机关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为叙述方便，本文以行政机关指称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中的行政主体。

[38]参见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52页以下。如英国学者威廉?韦德曾经说：法律效力必须法律授予，如不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它就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若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尚需在法院的机构、人员等方面投入一笔不小的预算，殊非易事。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审查意味着是否强制执行不取决于行政行为本身，而取决于人民法院（所表达的法律）的意思。

第二种是适度审查标准。且在二战结束后，该条规定几乎并未得到运用。但是，根据我国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犯罪和刑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必须由法律规定，由此设定了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

在《人民警察法》颁布之前，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于1980年公布实施了《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从此，《警械使用条例》关于警械的使用规定以类似于倒签的做法纳入了《警察职权行使法》的规制之下，法律保留的原则终于得以实现。根据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的规定，实施强制执行时，为防止抗拒或遇有其它必要之情形者，得请警察或有关机关协助。在这些作用法之外，如果出现了法律调整缺失的情况，警察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在第2章和第3章则分别规定了警械的使用和武器的使用条件、适用事项等。而台湾地区由于没有将警械人为地划分为两大类，从而在警械种类的调配上更类似于无级变速装置，使警察具有更为灵活的临场裁量权。

2. 邱华君编著：《警察法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7] 《人民警察法》第8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它措施。《警械和武器条例》在以工具为标准的列举式授权规定下也列有类似的概括条款，并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警械的其它情形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它情形表述。[3]行政机关的特定行为必须有法律的特别授权，无论是根据侵害保留说、全部保留说和重要事项保留说，警察武力的使用无疑都应当属于法律保留的绝对范围。

为了合理地确定警械的种类与规格，修正后的《警械使用条例》第1条第3项规定：第一项警械之种类及规格，由行政院定之。警察武力的内容，从广义上说包括语言控制、徒手防控、警械使用和武器使用以及使用警械攻击等。[8]警察的职权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由法律明确规定职权行使的法律实体要件应成为警察武力使用的常态，但面对现代国家的急速变迁，法律必然会出现空白或不周延现象，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新型危害也可能属于警察任务的范围。作为对警械使用具体化的法规，《警械使用条例》可以说不仅在具体条文上，更是在立法体例安排上鲜明地体现了比例的原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三、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由于时代的进步，许多犯罪情况并非一般棍、刀、枪所能制止，在民主法治时代，为了避免动辄造成伤亡后果，也不是每种情况都使用刀、枪，因此必须对警械种类的立法重新进行审视。

李震山先生认为：在法律保留的要求下，行政机关必须在组织法之规定外（管辖、权限、任务），还要有行为法的授权（职权、权能之行使）才可以对人民采取一定的措施。[14] 宋箐：《关于立法体例选择的研究与思考》，载《上海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而此处的国家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定？从立法的表述来看应该不是法律，如果立法原意是由法律来规定的话，完全可以指明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来行使武力，但当时确实没有更多地相关法律可供参照。在立法确定的情况下，再由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乃至裁量基准等对比例原则予以详细地说明。[12] 《行政强制法》第34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余论：对警察武力使用统制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大陆和台湾地区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的比较研究，可以为大陆的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6]《警察职权行使法》的颁布和实施弥补了台湾地区的警察职权行使在法律保留方面的立法亏欠，通过法律的特别授权，如在即时强制一章授权警察可以行使管束、使用警拷或戒具、扣留危险物品、进入住宅救护和驱离或禁止进入等职权，为警察武力使用提供了作用法上的法律依据。[10] 参见蔡庭榕等著：《警察职权行使法逐条释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61—464页。

事实上，公安部在2006年颁布了《公安单警装备配备标准》，规定了各级公安机关民警个人的基本装备配备，配备项目主要包括警服、警棍、手铐、催泪喷射器、强光手电、警用制式刀具、警用水壶、急救包、多功能腰带、防割手套等必配项目和枪支、对讲机、警务通、防刺服和警用装备包等选配项目共15种。[1]警察武力使用，是指警察依据法定条件针对违法行为人，通过规范语言、身体力量、器械和武器的使用而对其思想、暴力行为进行的一种法律强制。

[19] 许多学者在对法律规范进行研究时经常会判断某方面的法律不完善，我们确实需要承认许多法律是不完善的，但是有些方面的立法本身不属于立法机关的强项，而更适合于授权或委托其它部门来制定。[12]进一步，需要明确各行政机关的本质责任，当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力时，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动辄使用公安警察力量，杜绝对警察武力的滥用。

最新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非致命武力使用装置（less lethal use-of -force devices），此概念是在最低程度武力使用和对相对人及警察最小伤害前提下对能够有效控制相对人抵抗的工具的研究，目的是寻找那些不造成伤害但可以使犯罪嫌疑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工具。【注释】 [1] 参见李国军：《试论警察临战武力使用的若干问题》，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摘要】警察武力使用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由于涉及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问题，因此需要法律规范来控制警察武力的使用过程。《人民警察法》除总则和附则外，规定了警察的职权、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警务保障、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9]因此在类型化的具体列举规定之外，需要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以概括授权条款予以周延性规定。在警察武力使用方面，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不仅重视对违法犯罪行为人控制的实效性，也更加关注违法犯罪嫌疑人和警察本身的安全保护。

形象地说，大陆地区由于将警械与武器分开，从而给武力使用形成了两级台阶式的截然区分，警察人员需要首先判断是属于使用武器还是使用警械的情形，这虽然会限制武器的使用，但也会在警械和武器的选择之间形成一种模糊地带，不仅给警察判明应使用何种武力器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立法部门提出了分类规制的难题。[11]如坠机事件的管辖应属于交通部门而非警察机关，警察仅具有辅助管辖权，只有当危害的排除具有不可延迟性时，警察才可以根据概括授权规定排除危害，除此之外不得主动介入。

传统法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问题，承继这种传统，需要我们对控制警察武力使用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地研究。法律具有抽象性和原则性特点，而警察武力的使用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动态性、紧急性和技术性的过程，所以法律本身不适合设定具体化的操作规范，技术性领域应交由行政机关来制定。

五 使用警械依警械使用条例之规定行之。在具体的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领域，《警察职权行使法》第3条第1项明确规定了必要性原则：警察行使职权，不得逾越所欲达成执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对人民权益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

警察辅助原则也可以解决现实中警察武力行政的不当问题，如有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时动辄要求公安机关出动警察予以配合，对被拆迁户进行包围、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殴打等超出了公安机关职权范围的武力使用活动，严重损害了警察武力使用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第19条也明确规定，其它行政机关请求协助的行为不是其权限范围或依法不得为之时，被请求行政机关可以明确拒绝。在具体应用中，应首先考虑其武力使用是否符合目的性要求，其次，在多种武力使用方式中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一种，最后，警察武力使用所付成本与收益不得失衡。该法第11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警械。

[7]而事实上，我国许多法律中都有对《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任务和权限进行具体化的法律规范，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出入境管理法》等。[18] 参见邱华君编著：《警察法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4页。

而在第4条也规定有有前条第一款、第二款之情形，非使用警刀、枪械不足以制止时。要正确看待法律与武力使用技战术的关系问题，先制定下位法而后制定上位法的情况，也可以视前者是后者的细化或具体化，在具体操作上不仅要对下位法抵牾上位法之处进行完善，也要制定行政规则或裁量基准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台湾地区的《警械使用条例》颁布于1933年，在2003年《警察职权行使法》颁布之前，警察武力使用并未严格贯彻法律保留的原则，特别是在警械使用方面仅是遵循法规层级的《警械使用条例》。[3] 李建良等著：《行政法入门》，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8页

(责任编辑：何嘉乐)